贝博体育app下载：汇丰大厦 40 年 薛求理 陈颖婷 孙聪 时代建筑2025年第4期

  20世纪80年代初，汇丰银行香港总部以其大胆的设计理念、创新的结构及形式和前沿的工程技术震撼了世界。这一地标性项目成为设计师诺曼·福斯特与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发展历史中的重要转折点。文章回顾了该建筑建设过程中的关键节点与技术应用，着重分析其建筑规划设计、结构体系、机电系统及施工方法等核心内容。作者通过梳理汇丰大厦的历史脉络，采访参与该项目的关键人物，探讨了这座建筑对设计者本人及香港的特殊意义，并由此倡导建筑领域应秉持前瞻性的创新精神。此外，本研究将汇丰银行大厦定位为中国香港与内地技术转移史上的一个关键案例，阐明其创新的建造逻辑和全球协作模式不仅提升了香港本地建筑标准，更为中国后续高层建筑与预制装配式实践提供了基础性参考，亦为建筑技术演进及全球化协作模式的发展提供宝贵启示。

  引文格式：薛求理，陈颖婷，孙聪. 汇丰大厦 40 年[J]. 时代建筑，2025（4）：116-121.

  在线年代起，香港经济由工业转向金融，中环地区成为高层建筑的竞技场。1973年落成的怡和大厦（52层）采用混凝土滑模技术，仅用16个月完成结构施工；1980年竣工的合和中心（66层）则以圆形双筒结构成为当时亚洲最高建筑。[1，2]这些项目体现了香港在高层施工速度与结构技术上的积累，也为汇丰银行大厦的“技术超越”提供了本土参照。

  合和中心落成的这一年，有关香港汇丰银行总部大楼的图片慢慢的开始在海内外建筑杂志和报刊出现，它的结构毫无遮掩、绝不妥协地展现在立面上，它带来的不仅是视觉上的震撼，更是一份关于技术范式的宣告——高层建筑可以打破前例：结构外露、全球预制、快速施工。1981年，汇丰银行总行大楼在香港岛皇后大道中1号的现场进行基础开挖，经过4年紧锣密鼓的施工后，1985年底，汇丰银行开始启用，并被誉为“打破了高层建筑层层迭起的传统，是钢铁构件隐喻的赞歌、太平洋时代的建筑”[3]

  “创新摩天楼”“20世纪最有意义的建筑”等。[4，5]40年过去，如今从尖沙咀望港岛中环，汇丰银行在一众高楼中并不显眼。那么回望汇丰大楼，意义何在？作者觉得，汇丰银行大楼对20世纪末世界建筑流变的影响是公认的，对其进行回溯具有建筑规划设计和施工的史料意义。汇丰大厦以其颠覆性的技术逻辑重构了高层建筑范式，它不仅是建筑师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职业生涯的转折点，更是研究20世纪末建筑全球化与技术转移的绝佳样本。福斯特所创新的“桅杆-衣架”结构体系、工业化预制技术和全球协作模式，既推动了香港本地建造标准的跃升，也为内地改革开放初期的高层建筑技术发展提供了重要参照。而福斯特秉持的建筑技术、构造、绿色节能立场，一直在驱动着他的设计。在能源和环境挑战日趋严峻的今天，福斯特倡导的技术解决办法依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汇丰银行（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于1977年启动第四代总部重建计划，项目代号“皇后大道中1号”（1QRC），设计分南广场新建（保留1935年的建筑）和全部重建两种设计的具体方案。汇丰银行自1865年成立，其总部所在地一直是香港最核心的地段。1935年启用的第三代总部由巴马丹拿建筑事务所设计，楼高70 m，共13层，是远东顶级规模的建筑（图1、图2）。[6]然而，随义务扩展至全球55个国家，旧有大楼已不足以满足需求。业主提出了极具挑战性的要求：在原址重建且银行不能停业，建筑容积率需做足15，并希望在5年内建成。

  当时汇丰银行其他的专业设计顾问已经一早确定。大楼的结构设计为奥雅纳事务所（Ove Arup），机电设计为澧信工程顾问有限公司（J Roger Preston），建设工料的概预算为利比行（Levett & Bailey），这一些企业均在伦敦和香港长期营业。但选谁来做建筑师呢？汇丰银行的项目顾问、英国皇家建筑学会会长戈登·格拉汉姆（Gordon Graham）推荐了时年44岁、事务所仅有20人的诺曼·福斯特参与竞赛。在1979年受邀的7家国际事务所中，福斯特事务所是唯一没有高层建筑、银行类项目及香港经验的。参与提交方案的还有YRM建筑事务所（Yorke Rosenberg Mardall），美国SOM建筑规划设计事务所、斯塔宾斯建筑设计事务所（Huge Stubbins & Associates）、澳大利亚的哈里·赛德勒（Harry Seidler），Yuncken Freeman Pty Ltd.和香港的巴马丹拿公司，每家公司获补偿15万港元。这一些企业或有银行设计经验，如SOM、斯塔宾；或有高层建筑经验，如SOM、赛德勒；或有香港经验，如巴马丹拿（图3）和Yuncken Freeman。业主还邀请过贝聿铭，但贝先生以太忙为理由婉拒了。然而，汇丰地产部负责人罗伊·蒙登（Roy Munden）在考察了福斯特的已建项目（如Sainsbury Centre for Visual Arts，Norwich，1978年；Willis Faber HQ，Ipswich，1976年； IBM Office，Cosham, 1971年）后，对其“灵活应对业主需求”的能力印象深刻。

  3. 巴马丹那事务所方案，Remo Riva 主笔（左为带老建筑的方案，右为全新建筑方案）

  1979年10月，7家事务所递交了竞赛方案。福斯特在递交的竞赛方案中，除图纸模型外还提交了详尽的文稿，深入分析了银行使用的各种可能性，突出了空间的灵活性和技术整合的解决方案，并承诺在1985年底完工，工期短于其他公司。未来大厦的很多内容都没有定，蒙登十分乐见福斯特提出的建议，立刻向汇丰总裁汇报，三人建筑评选小组由罗伊·蒙登、戈登·格拉汉姆（曾参与伦敦劳埃德Lloyd保险公司大楼的评标）大卫·（David Thornburrow，香港马海事务所（Spence Robinson Partner）主设计师）组成。汇丰银行对标的建筑，就是伦敦正在施工的劳埃德Lloyd保险公司总部大厦，由福斯特的前业务伙伴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设计。汇丰通知6家事务所说不必来香港汇报方案，但唯独邀请了福斯特到香港来，向汇丰董事会汇报。

  1979年11月13日，福斯特向汇丰董事会汇报，经过3小时讨论，董事会最终决定聘请他做建筑师。其胜出的重点是提出了一个不仅满足银行功能需求，更代表了未来汇丰形象和技术自信的方案，这与汇丰银行希望借此项目展示其对香港未来信心的意图十分契合（图4、图5）。1

  福斯特预见到未来的分包和供应商会来自世界各地，建议采用施工管理模式（management contracting），由施工总承包商管理分包商并进行快速施工（fast track）。这对当时的香港建筑界而言是一项挑战。1980年9月，6家公司参与竞标，最终由规模最小的香港公和建筑（John Lok & Partners）与英国大型施工公司永保（George Wimpey）组成的联合体中标。2

  公和建筑的老板陆孝佩 （John Lok，1921—2015年）出身太仓望族，1942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土木工程系，曾参与重庆工程测量及美军翻译工作，战后在上海创办营造厂。1950年赴港，1961年与家人共同创立公和建筑，承建了大量政府与私人项目，包括美孚新邨与绿杨新邨等。陆孝佩精通英文、熟谙合同，其子陆恭正（Hardy Lok）毕业于曼彻斯特大学，1976年返港协助父亲。

  在竞标汇丰项目过程中，福斯特事务所的格雷汉姆·菲利普斯（Graham Phillips）与陆氏父子进行了长达6小时的会谈。为提升竞争力，父子迅速联系欧洲最大建筑公司永保公司，并赴伦敦进行洽谈。双方虽素未谋面，却在周末两天内达成合作意向，组成联合体。而此时公和建筑的100多名员工里，只有陆恭正一人为符合资格的工程师。为准备投标，陆恭正耗时五个月，针对13个关键目标完成4大本标书，仅投标准备就耗资300万港元。1980年秋确定由公和/永保联合体施工时，汇丰银行首先请他们装修地盘上的副楼，该副楼建于1966年。当旧的主楼拆除后，所有业务要搬入其中，以保证银行业务不会间断。这也是对承包商的一项考验。副楼的装修于1980年12月1日展开，施工公司日夜奋战，把副楼圆满地交付给业主，但在“快速完成总部大楼”的要求下，此楼最后还是被拆。1981年7月，汇丰银行给予正式施工合同，合同内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拆除1935年的旧楼。汇丰老楼太过坚固，拆楼本身就是一项艰巨任务，在进行拆楼的30个星期中，新楼的基础一起进行开挖，巨大的沉箱直接挖至新楼主结构桅杆站立的岩层。

  从1979年底确定建筑师到1981年7月开工的一年半中，建筑规划设计方案一直在不断地探索和修改，根本原因是建筑和结构之间的协调，业主关于是否保留原建筑的游移不定，要不要游泳池、饭堂、高级员工住宿等，还有香港房屋署对中庭大空间防火分隔的要求，等等。举例来说，有一个方案，是在的钢结构涂上红漆，由于董事会内华人的反对而取消。中庭空间需要政府房屋条例审批部门上会酌情讨论，有一位积极支持的高层官员，在开会前因为贪污被捕。福斯特只好从头开始和房屋条例部门商讨。

  2。设计者的构思是设置8组垂直构件，由基础岩石层升到建筑顶，英文称为“桅杆”（mast），和5组“V”字形水平悬吊架（犹如衣架）共同承受荷载，将整个大楼的各层吊起来。每个桁架“衣架”有两层高，吊起7~8层楼板。福斯特称之为5组有特征的“村庄”，而不是同样的楼层叠加上去。两边设交通塔、中间脱空的最初目的，是为了保留原汇丰银行的入口大厅。当不再保留旧大楼时，地面层完全脱空，在土地和公共空间都极为匮乏的香港岛，提供公共空间让行人穿过。而架空的结构犹如桥梁，有实用的意义，也有象征的意义。因为地面架空，空间留给公众，业主获得了额外的20%使用面积奖励。3 [6]

  每组垂直构架由4条巨型钢管组成，一共八组。组架之间，是11 m跨度的预制楼板。5组水平悬吊架分设于大厦的11、20、28、35和41层，桅杆之间的跨度为33.5 m，悬臂距为10.7 m，并从悬吊架中央垂下钢管与楼面连接，这一结构可以被联想成悬索桥。结构系统在外体量上暴露无遗，结构的逻辑和每个部分都清晰可见，建筑以直率的结构加以表达。[7]银行的中庭设计从一开始就出现于各轮方案中，中庭使得各楼层得以互相看见。高中庭也是对现代“教堂”的一种隐喻。其顶上的镜面，可以将自然光反射到中庭，但这是理想条件中的折射，在实际建筑中，因为中庭太高，这些“自然光”对中庭的采光几乎无济于事。大厦的垂直交通和其他服务设施安排在东西两侧，这样给中间部分带来非常大的灵活性，可以在通敞的空间里安排各种功能（图6）。传统的办公楼是围绕核心筒，将标准层套叠上去，但汇丰银行的做法打破了这种传统。开放的平面与高层办公楼沿袭多年的筒中筒概念完全不同，建筑形式以三个独立塔楼的阶梯式轮廓连接，三个塔楼分别高29层、36层和44层（图7）。这些塔楼创造了不同宽度和深度的楼层，并带来了花园露台，即使公众不能到达，银行员工也可以在此休憩。从侧面看，汇丰大楼由三片结构组成，南北低，中间高，这是为满足香港规范中街道阴影斜角的要求。

  [9]大楼的上下交通，由23部乘客电梯和62部自动扶梯承担，连接五个区域。电梯把人带到第11、20、28和35层，而各区内楼层间的交通主要靠自动扶梯。大楼内有62部自动扶梯，其数量之多，在20年代80年代是世界独一的（图8）。而从街道上到首层营业厅的自动扶梯，有20 m长，20 t重，在当时也是唯一的。电梯的正面，透过玻璃可以看见内里的管线. 汇丰银行标准层平面

  和香港的其他建筑一样，大楼空调热交换的冷水和冲厕水来自附近的海水。[9]

  汇丰银行的结构系统之所以具有革命性，不仅在于其“桅杆-衣架”体系的力学创新，更在于它实践了一种可被复制和学习的工业化建造逻辑，这种逻辑后来被内地多个超高层项目所借鉴，如上海金茂大厦的结构分层与吊挂系统即可见其踪影（图9）。

  4 全球产品 现场装配因为要快速完成，所以大的方案定了后，许多的技术细节，都在边设计、边施工中进行。和英国的联系，电话、传真、DHL国际快递等，时时都在进行。画图利用时差，英国团队在夜里画，香港公司早上起来取图，当时汇丰有部大型传真机，每天晚上吐出来的传真文件长如厕纸。香港公司拿着这些图纸，就要上工地进行建造。也有些尺寸很大的图纸，香港公司修改后，连夜找DHL寄到英国去。快递虽贵，但很多图纸还是只能依靠快递。施工联席会议——包含建筑、结构、机电、施工、业主各方——几乎每天都在各家公司的办公室召开。福斯特的设计天马行空，他提出来的东西，拿给香港的施工方审视，就是要注重可建造性（buildability），时间及造价控制等，保证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建造出来。香港施工管理团队有200多位外籍人士，有的在香港，有的在英国。图纸多数是手绘，有的是由电脑绘制。在工地现场办公室，施工公司也设置电脑房，用来做文字处理和程序调度，让人、材料和机械设备准确及时地出现在工地。

  表皮材料由美国圣路易市的Cupples产品公司研发制造，这是套在大楼钢结构上的一层外衣，形状复杂，该公司为此画了一万张图纸。包覆（cladding）的材料上，是灰色含氟聚合物（fluoropolymer），以华氏500℉（206℃）高温烤制上去，以保证50年不褪色。这家美国公司在香港青衣岛建立基地，制作了三层楼高的模拟结构，训练了350名香港工人，他们负责将表皮材料包覆到所有钢结构上，误差不超过3 mm，覆盖面积达10万m2

  ，重3 500 t。美国公司用了900个40尺长的货柜将构件运到香港。汇丰银行的结构用钢来自英国；玻璃、铝制外壳和地板在美国制造；机电设施组件包括厕所等在日本进行预制，由日立-三菱-东芝联营公司设计生产。将军澳也设有预制工场，货物从海外货柜箱运来，送到工地，吊上去组装。香港的合作者是香港菱电公司。汇丰的地板规格为1 m× 1 m，都是架空的，便于地下走管线。香港的施工地盘狭窄，将预先制作的构件送到现场的做法很适合香港的条件。

  4 [6]建筑东西两端的交通、设备和厕所等都是模块化预制的钢结构盒子，楼面板用钢和混凝土，厕所里的洁具和五金等都已安装好，每个盒子重30~40 t，在日本赤穗生产好后，船运至香港湾仔的码头，夜晚由警察护送到现场，路上的悬挂物必须拆除，才能走卡车。这些模块在半夜12点到早上6点安装，10个月安装完成。

  所有的分包商（Subcontractor）也都要采用香港与外地合作（joint venture）的形式。陆恭正先生管理所有的分包商和供应商，共牵涉100多家公司。打地基的时候，因为结构较为复杂，施工招请了北海石油钻探队，工程师在几个星期后就到达香港，在现场解决问题。

  汇丰银行在1981年7月启动重建，1985年5月20日落成；同年7月部分开放；同年11月18日，大楼由施工公司交付给银行，3 500名银行员工进入工作，至此实现了四年完成施工的目标。1986年4月7日汇丰银行举行开幕仪式。这座第四代的总行大厦耗资52亿港元进行重建，是当时全球最昂贵的建筑及首幢耗资10亿美元的大楼，比香港同规模的商业大楼贵了近10倍。[10]

  竣工于40年前的香港汇丰银行总部大楼，至今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具技术上的含金量的建筑之一，其影响穿透了时间与地域界限，彻底重塑了高层办公建筑的面貌，甚至影响了此后香港乃至整个中国商业街区和金融中心的建设认知、模式与路径（图10）。

  福斯特年少时喜爱飞机，长大后还驾驶过飞机，他以制造飞机的精密度来要求建筑规划设计的功能效率、能量流动和细部完美度，这在讲究传统美学的建筑学里，显得独树一帜。汇丰银行大厦的“桅杆-衣架”结构不仅解决了快速施工的工程难题，外显的钢构管线更彻底摒弃了高层建筑对幕墙装饰的依赖，将结构逻辑本身作为视觉震撼力的来源，挑战了当时（甚至当今）主流商业建筑对“体面”外表的追求，宣示了技术理性的自信与力量。有意思的是，同时期几位从技术出发的建筑师也多来自英国，如理查德·罗杰斯、迈克尔·霍普金斯（Michael Hopkins）、尼古拉斯·格雷姆肖（Nicholas Grimshaw）等。香港汇丰银行和伦敦的劳埃德总部大楼同时建成，这些作品互相激励，打破了高层建筑依赖核心筒的传统，将结构逻辑外露为建筑语言，共同定义了现代建筑的机械美学

  20世纪80年代也是后现代主义流行的时候，那些迪士尼风格的装饰性“象征”元素出现在许多公共和私人建筑上。福斯特坚守着建筑学的技术高地，他从富勒（Buckminster Fuller，1895—1983年）那里获得知识，以技术、能源、材料来驱动设计，以技术表达建筑。[4]

  这种对技术表达的坚守，在能源和环境危机日益深重的21世纪，显得很可贵，并逐渐发展成为大型或巨构建筑规划设计的主流。更具社会意义的是，为应对香港土地稀缺的矛盾，福斯特创造性地架空整个地面层，直接催生了底层公共空间的慷慨释放。在资本主义核心地带的金融心脏，汇丰银行主动牺牲了价值连城的底层商业面积来换取城市公共性，使之成为高密度都市中一片珍贵的公共“绿洲”。这里不仅是工作日白领穿梭和休憩的通道，更在周末化身为菲佣社群聚集的社交据点，她们利用建筑悬挑结构遮挡烈日，玻璃天花渗下的冷气成为免费避暑福利。

  [8]这片公共空间无形中也成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一张巨型展示名片（图11）。

  传统建筑施工高度依赖施工现场，如混凝土的现浇，钢材料的切割和焊接等。汇丰银行希望能实现“四年建成”的极限目标，这给了福斯特一个能够实践构件预制和现场组装的机会。汇丰银行的许多构件是重复模数化的，可以在工厂车间内预先制作，再运到现场拧上螺丝或烧焊连接。汇丰大楼加大工业化、减少现场湿作业，初步实现了20世纪60年代对“插入式建筑”和“预制城市”的构想，为中国后来的建筑工业化浪潮提供了概念和方法论雏形，其±3mm的误差控制也为后续超高层提供了精度范本。

  [7，9]在建筑高度和跨度上不断突破、技术愈加复杂的今天，预制组装（MiC）彰显了蓬勃的生命力。[11]

  5.2 全球协作开创：香港作为枢纽的范式意义与知识转移5.2.1 跨地域专业协作的样板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欧洲战后重建和亚非拉国家脱离殖民统治，跨越国界的建筑规划设计日益增加。政府和私人业主总是希望获得建筑规划设计的最佳答案，并不在意这个设计来自多远的地方。邀请竞赛和公开设计竞赛，成了大型公共和商业建筑获得方案的主要模式，也开启了海外与本地专业技术人员的合作。在这一背景下，香港凭借其独特的历史与地理条件，成为跨地域协作的重要枢纽。其特有的制度框架（融合了英美工程标准与本地规范）、发达成熟的自由贸易港基础设施（例如葵涌货柜码头和国际航空运输网络），以及具备双语能力的本地专业阶层，为国际建筑规划设计与施工的顺利落地提供了理想的接口。

  像这样跨国的设计-制造-施工一体化模式，不仅是技术上的成功，更是项目管理与知识转移的典范。这种国际合作模式的开创不仅让存在技术落差的地区与国际标准接轨，也成为许多国际建筑师实现梦想的宽广舞台，同时也为后来中国内地大型项目的国际合作提供了组织模式参照。汇丰银行是福斯特事业的重要转折点[5]

  ，他一跃成为国际建筑师，其团队得以迅速扩张。福斯特接着有机会做了欧洲的一些项目，如伦敦斯坦斯特德机场（1991年），法兰克福银行（1997年），柏林国会大厦（1999年）等。带着这股力量，福斯特还相继获得香港机场（1998年）、红磡火车站（1998年）、启德游轮码头（2012年）、西九龙总体规划（2010年）、北京国际机场T3航站楼（2010年）等中国项目。5.2.2 从技术移植到能力内生

  汇丰银行对于本地建筑师的核心价值不仅在于一座建成的大厦，更在于其作为“实践课堂”所催生的深度专业转移。来自世界各地的材料和设备在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施工工地进行汇合，倒逼本地通讯、基建及物流系统实现突破性升级，能够接纳更多来自各地的人才、物流和信息流。而对于香港本地建筑师、工程师、施工管理者和技术工人而言，参与如此前沿、复杂的项目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能力跃升，他们从中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又进一步传播到本地和外地的工程建设项目中。

  福斯特事务所在香港的办公室无疑就是这样一个“培训基地”。汇丰项目在进行过程中不断地增加人力，高峰时达到100多人。汇丰项目做了5年，项目结束后，有人回到伦敦总部，有人又被送来香港参加新的项目，有人去教书，也有人自己开业，还有人把追赶福斯特作为专业上目标。

  [5]笔者在香港遇到许多同事和同行，他们都津津乐道于曾经在福斯特事务所的工作经历，以及获得的专业收获和见识。即使过了40年，他们仍以过来人的身份解读福斯特的设计，不断拓宽建筑实践的边界。香港建筑师徐腾1980—1999年在福斯特事务所工作，之后自行开业，他以福斯特的技术和手法为榜样，所设计的北京侨福芳草地于2012年建成，是当时北京绿色技术含量极高的先进建筑。

  1979年，中英两国开始接触，就香港前途问题展开谈判。汇丰银行1979年在重建的宣告中表明，“建造顶级大厦，是基于对香港作为金融中心前景的信心，令香港感到骄傲”。

  [6]1984年，中英两国宣布关于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的联合声明，其后汇丰大厦的建成让全世界注意到这座亚洲城市，也吸引了很多专业技术人员、政客和游客来此参观。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成为中国面向世界的金融中心。汇丰集团在全球逐步扩大业务，但其最为盈利的部门还是以香港为基地在东亚拓展的香港上海汇丰银行。[2，9]

  汇丰香港总部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落成的划时代建筑，在中国建筑界引发强烈关注。建筑界从中获得启发，逐渐认可并大规模采用“引进来”的跨国设计合作模式。从90年代起，大批海外建筑师和工程顾问受邀参与中国地标性工程，从上海陆家嘴的摩天楼群到北京奥运场馆，无不体现出全球智慧的引入力度。这种国际协作模式与汇丰银行大厦开创的范例一脉相承，以海外设计、本地深化和施工的模式来确保项目品质和工期。

  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的建筑规划设计水平在中外合作和竞争中逐步的提升。中国的施工公司已变成全球很多地方的商业承包商，建造高楼、体育场馆、高铁与桥梁。虽然汇丰项目高成本的具体模式难以直接套用，但其核心思想——建筑研发技术、精密制造生产、综合项目管理以及全球资源整合——为之后中国发展本土化的超高层建筑和装配式技术提供了重要的概念启发和历史参照。汇丰银行大厦曾经用到的各种预制构件和产品，现在中国都能自己制造，并可供应海外。

  作为20世纪建筑史上的里程碑，汇丰银行总部大厦不仅以其“五十年不变”的品质衡量准则经受住了时间考验，更以其多重维度的开创性意义影响着当代建筑发展。这座建筑既是福斯特职业生涯的关键转折点，更是20世纪末建筑全球化协作的典型缩影。40年过去，通讯技术和网络的发展使得包括汇丰银行在内的跨国企业有更多的业务分散到各地的建筑，但香港汇丰银行总行建筑依然保持着技术先进性和空间适应性，而其更深层的价值在于它超越了物质形态本身，在建筑史、工程管理和城市文化三个维度上都具有开创性意义。汇丰大厦的遗产价值，不仅在于其“五十年不变”的物理品质，更在于它作为技术转移的媒介，深刻影响了香港与内地建筑工业的发展轨迹。它是中国建筑从被动接受西方技术转向主动消化与再创新的一个标志性转折点。在今天中国大力推进装配式建筑、智能建造与技术输出的背景下，回顾汇丰大厦的全球协作与技术逻辑，不仅是对一段辉煌技术史的致敬，更是对未来建筑创新路径的深刻启示。可以说，汇丰银行大厦作为“技术引进与学习”的时代使命已完成，它留下的真正遗产，是激励中国建筑师以自主创新的实践精神在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间寻找平衡，从而推动中国建筑从曾经的“追随者”迈向“技术输出与引领”的新阶段。（作者感谢公和建筑主席陆恭正先生的访谈和资料和Ian Lambot的赠图，感谢刘亦师教授和彭怒教授对本文的指导。邱越博士协助访谈。）

  1 董事会参加的人士有汇丰总裁沈弼 （Sir Michael Sandberg，1927—2017年)，沈弼1977年上任为汇丰总裁，全力倡议和推动新楼的建设，1986年从汇丰银行退休。怡和洋行和香港置地公司总裁钮壁坚 （Sir David Newbigging），太古洋行总裁彭励治 （John Bremridge） (1981—1986年任香港财政司司长)，船王包玉刚， 恒生银行总裁利国伟，香港地铁公司首任主席唐信 （Norman Thompson）。

  平台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